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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锡庆

 
 
 

日志

 
 

民工返乡的原因和性质  

2008-12-18 13:58: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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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我大部份时间是在长沙火车站广场边一家茶馆度过的。透过窗口,可以看到一群群扛着大包小包但神情沮丧的返乡民工从出站口走来。这些人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这些地方返回,长沙也不是他们家,从火车站再转到长途汽车站,回到乡下,那才是他们的归宿。我有二个弟弟在遥运的异乡打工,暂时还不在这返乡的队伍中,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因此,在我的眼中,扛着大包小包从出站口走来的那些人,都是兄弟。

按官方统计,湖南全省有1200万民工,其中约75%(900万)跨省去了外地打工,这75%中的70%去了广东。返乡民工的数量过一天换一个说法,280万,300万,350万。按我本人所搜集的信息来推算,到年底,湖南一省返乡民工约500万。以湖南一省返乡民工的数量来推算全国的规模,返乡民工数量接近一亿。全国一亿返乡民工,这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也不会太离谱。

大规模民工返乡是一个令人寝食难安的现象,不仅忧虑他们今后的命运,而且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现象是否预示着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趋势的某种改变呢?时下人们把种种现象归咎于大洋颇岸那场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可能是一个导致误判的干扰因素,从而使我们忽视内源性因素。坦白讲,我忧虑的是,大规模民工返乡这种现象是否预示一场基于自身原因的内生经济危机,外部因素如松祚兄之言,顶多是雪上加的一种霜呢?

张五常教授总结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发展,说,你可以开出一份很长的清单,指出存在的各种问题,但一定在关键环节上做对了什么,否则,怎么会有三十年奇迹般的发展呢?按同样的逻辑,如果大规模民工返乡这种现象真的预示了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趋势的某种改变,那我们一定是在关键环节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也可以开一份很长的清单,列举要采取的各种措施,但不纠正在关键环节上犯下的致命错误,已经出现的颓势难以扭转。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关于这个主题的会议很多很多。然而,中国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发展的原因却众说纷纭,其中也许有人说对了,但是不知道这是其中的哪一种说法。这就是说,中国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发展,在关键环节上做对了什么,至今成谜。如果不清楚在关键环节上做对了什么,那么,到在关键环节上犯下致命错误,只不过是一闪念的事情。富有讽刺性的是,错误过后,通过比较,也许就知道原先对的地方。这带来一个有趣的认识论的问题,做对的时候不知对在哪里。往往,要一个反例来补充信息,错过以后才知道对在哪里,这个时候才能发现在众说纷纭中,谁是先觉。

从大规模的农转工,到大量民工返乡,对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这至少构成一条分析的线索,中国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发展,是什么原因;趋势的改变,又是何故。

上海的胡景北教授在一篇文章说,“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我认为,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我认同胡教授的判断。进一步而言,这一现象有两个重点,其一,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转移,数量之巨,范围之广,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一个保守的估计是,东部地区八成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中部地区五成以上,西部地区三成以上,从农业转移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全国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数在三亿左右,其中有五成以上是跨省的长距离转移。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种转移是一种自发行为,却基本上是有序推进的。其二,正是大规模的农民转移构成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奇迹般发展的主要动力。劳动力工作种类的改变,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们改做了另一种工作,同时还表明他们掌握了另一种知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是在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集体农庄从事农业生产,集体农庄的经济活动是由中央指令性计划来指挥的,这就是说农民所拥有的知识只是深耕细作的农业知识,以及如何服从命令。现在这些人在工厂的生产线,在建筑工地,熟练进行各种复杂的操作;在中国各地,甚至在世界各地推销产品,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加工技能,或掌握了交易知识。数亿农业劳动力工作种类的改变,其性质是广大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而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加工知识和契约知识的普及,正是中国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个被忽视了的问题是,这数亿农业劳动力是通过一条什么途径,自发而有序地转移到制造和服务领域,并完成知识体系的更新呢?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经验,就是这农民大规模转移的途径。三十年以前,农民是过着一种勉强温饱的生活,这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积蓄。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解散了集体农庄,分地到人,实行农户经营,但是禁止农地转让。这是两个极为严厉的约束条件,导致农民面临这样艰难的选择,没有积蓄,农地不能转让变现,那么唯一可用的资源只有力气了,由从事农业改做其他工作,到拥有一种新技能之前,在过渡期他不仅要靠力气才养活自己和家人,还要支付获得新知识的费用。这也就是说,农民必须找到一条成本极低的更新自己知识体系的途径。比如说脱产培训,这种方法就不可行,农民拿什么支付学费呢?即使免费也不行,他和他的家人在这期间靠什么生存呢?最终当然是找到了一条这样的途径,才使几亿农民改换工作种类并更新知识体系。这是一条什么途径呢?

数亿劳动力之所以能在如此严厉的约束下,自发而有序地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是因为有这样的合约安排:有一类工厂,对劳动力的进入不设门槛,为完全没有加工技能的劳动力提供了最初的机会。农民最初转移到这样的工厂,一方面挣几个血汗钱养活自己和家人,同时通过边干边学来更新自己的知识。让我们比较一下这类工厂和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没有产出,而这种工厂有产出,因此劳动力在边干边学获得知识的同时还可以获得些许收入,这对于劳动力在过渡期的生活很重要。这里,我要冒天下之大不讳,指出这类工厂的一个贡献,它发现了这样一种用工合约,一方面让只有力气的劳动力能通过一个有产出的学习途径来更新知识并养家糊口,同时自己还能从中获利。正是这样一种备受指责的用工合约,使除了力气一无所有的农民能转化工人或服务员,以至于这种方式成为农民转移的一般途径。还可以让这类工厂和大学作一个比较,数以亿计的打工仔通过边干边学获得的知识,甚至远运超过学生在大学获得的知识。最近三十年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加工知识和契约知识的普及,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企业而不是大学。不仅如此,学生要付学费,打工仔却在获得的知识的同时还有些收入。当然,工资不高。面对需要从头学起的劳动力,如果规定一个不切实际的工资水平,等于强迫企业破产,因为合约另一方面没有盈利机会,反过来这类劳动力连打工的机会也没有了。

是的,这种合约安排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是因为当时存在这样一种环境,合约当事人少受通用条款(法条)的约束,因而有一个很大的选择范围,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具体的合约安排。如果当时中国也有欧美国家使合约当事人选择范围大幅变窄的愚蠢法条,比如最低工资标准一类的玩意,本来存在的许多机会(选项)就消灭了,使数亿农民得以转移的这种合约安排很可能因为这类愚蠢法条的限制而不能存在。

让我讲一个故事。某日与人路过某处,遇到一个精神恍惚、蓬头垢面的流浪汉。问,抛开同情,雇佣此人,出什么价?答,出什么价都不要。再问,每月倒贴你十万,要不?答,要。可他有钱吗?十万归谁付?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例子,不过说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一个价使他被雇用,但是有些人的价格是负数。最低工资标准这类玩意有什么问题呢?一个本来存在的使人被雇佣的价格安排,因为法条的限制,不成为一个选项。这类法条把市价(当事人不受法条约束达成的价格安排)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人的工作机会事实上全部消灭了。声称要帮助这些人,性质却消灭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这难道还不愚蠢吗?

富有讽刺性的是,我们常常自责法制上的问题,然而,回头来看,我们原先在关键环节上做对的地方恰恰在于,只有极少的通用条款,提供了当今世界最自由的经济环境,使合约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有效利用人力资源的合约安排,在这一过程中还产生了多个新的合约种类,比如,使除了力气一无所有、需要从头学起的农民工,可以边干边学来更新知识这样的合约安排。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制度创新活动。

不必讳言,新劳动法是我们在关键环节上犯下的致命错误。其一,新法增加有关劳工待遇的若干通用条款,使合约当事人的选择范围大幅变窄,在新法限制下,原来存在的许多机会(选项)不复存在,原先许多具体的合约安排成为非法。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在经济领域,许多限制被逐一取消,以至于我们有当今世界最自由的经济环境,民间的创造力被充分释放出来。这是中国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发展的奥秘之一。现在还残存一些不合时宜的限制,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取消。然而,新劳动法反向行事,以法条代替政令的方式在恢复这些限制,比如有关劳工待遇终身雇佣的强制性规定。新法的一种恶劣性质是,使朝向更自由的经济环境这一个三十年的发展趋势被逆转。

其二,新法增设的一些通用条款,是从西方抄过来的愚蠢法条,完全与中国劳动力的知识积累水平脱节,不顾还有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需要从头学起这样严酷的事实,强制性规定不切实际的劳工待遇,产生的多种后果中最严重的后果是,使除了力气一无所有、需要从头学起的农民工,能通过一个有产出的学习途径来更新知识这种合约安排再也存在不下去。不止几例,而是不知道有多少例,企业主弃厂而逃,由此可知,在新法有关劳工待遇的强制性规定约束下,有一批企业因劳工价格被严重扭曲再也找不到盈利机会,这些规定等于强迫企业破产,成千上万的打工仔自力更生的机会也因此灰飞烟灭。没见过一部法律产生了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企业如得了瘟疫一样地死去,民工返乡的队伍浩浩荡荡。如果仅仅是迫使几个企业关门,一批民工返乡,性质还不算太严重。问题是,新法破坏了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得以转移并更知识的那条途径,阻断了才进行到中途的农转工的进程。前述大规模农民转移构成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奇迹般发展的主要动力,农转工进程的中断,意味着发展趋势的逆扭。说白一点,这就是一场内生的经济危机,大量民工返乡只是危机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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