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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锡庆

 
 
 

日志

 
 

跟高手学垂钓——新现象解释之三  

2004-04-05 08:06:00|  分类: 新现象解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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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2004年第1期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出卖的都是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和点评是这样的:两个钓鱼高手一起到鱼池垂钓,都大有收获。忽然间,又有十多个人来鱼池垂钓,这些人是新手,钓不到鱼。两个高手中的一个看到他们钓不到鱼,就对一个新手说:“这样吧,我来教你钓鱼,如果你学会了我传授的诀窍,钓到很多鱼,每十尾分给我一尾,不满十尾就不必给我。”双方一拍即合。新手经高手调教,鱼儿就上了钩。于是其他新手纷纷要求高手向他们传授诀窍,也承诺每十尾分给他一尾,高手同意了。他把时间都用来指导新手,一天下来获得一大筐鱼。另一个高手,独自闷钓一整天,收获却少得多。

文章作者对此所作的点评是:“当你帮助别人获得成功之后,自然会在助人为乐的同时得到回馈。”这个故事可能是编撰的,但现实中有类似的事例,所以故事依然不失真实性。尤其故事中包含两个重要的道理,点评却评歪了,所以我忍不住要再论述一下。

两个钓鱼高手,一个教授他人垂钓的诀窍,一个独自闷钓,一天下来,前者收获的鱼比后者多得多,多出来的这一部分鱼是因为产出效率提高,还是收入转移(或者说对新手的剥削)呢?按约定,新手钓十尾分一尾给高手,少于十尾全归自己。高手从新手那儿分得一大筐鱼,表明大部分新手至少一天钓到十尾,否则哪有鱼分给高手呢?然而,在高手传授垂钓技术之前,新手是钓不到鱼的,这就是说新手的收获也增加了。教授垂钓诀窍的人与被教的人收入都增加了,这当然是因为产出效率的提高。进一步的追问是,产出效率为什么会提高呢?答案是,高手掌握的垂钓知识在新手中普及而产生的结果。

知识对于活动的效率非常关键,垂钓高手与新手之间产出量(钓到的尾数)的天壤之别只是因为垂钓知识的差别。知识固然可以提高产出量,但获取知识的成本也极其昂贵。一个新手如果靠自己积累,要达到一个垂钓高手的水准,需要很长时间。但知识这个东西有一个特性,它可以共享,我把自己的知识告诉他人,自己并没有知识的损失。一个人使用某种知识,另一个人同时也可以使用这种知识,这也叫作知识使用的非竞争性。知识的共享性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可通过知识的普及(增加同一种知识的使用人数),大范围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尽管知识的普及也有成本(学习成本),但比每个人靠自己去积累知识的成本低得多。以上例而言,高手的垂钓知识在新手中得到普及,因此而增加的产出量远远多过高手因传授垂钓诀窍而放弃垂钓所损失的产出量(学习成本),故高手和新手的收入都增加了。

这个例子生动诠释了学习的意义。尽管知识的普及可以大面积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但是知识的普及不是自动的过程。在上例中,高手掌握的垂钓诀窍在新手中的普及使新手的产出量(钓到的尾数)普遍提高,但知识的普及要归于那个高手的合约创新。试设想,如果他同另一个高手一样独自闷钓,知识会普及吗?

合约创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把自己掌握的垂钓知识传授给新手,新手的产量提高,从而自己和新手的收入都会增加。在高手传授垂钓知识之前,这只是一种潜存的利益。首先高手要有看到这种潜存利益的眼光。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合约,才能使潜存的利益变为现实的结果。知识的交易存在一个不可量度的难题,诸如存在于人头脑之中的垂钓诀窍,他人看不见摸不着,还因为知识被一个活人控制,会变多变少,事先无法知道购买这种知识能提高多少产出量,而不知道就难以定价。换言之,我们去商店买一件衣服或去菜市场买菜的那种直接定价合约不适于知识交易。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知识不能交易。在上例中,钓鱼高手是通过一个分成合约来完成垂钓知识交易的,这个分成合约就是,高手向新手传授垂钓知识,作为回报,新手每钓十尾鱼,他分得一尾。分成合约是一种间接定价合约(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一个总结果,这些因素中可以直接量度的因素直接定价,从总结果中减去直接定价了的那些因素的价格,得到的剩余即为不可量度的因素的价格,这就是间接定价)。请注意,价格制度存在多种变体形式,除了直接定价合约之外,还有间接定价合约、捆绑定价合约以及其他合约形式。一些浅薄的经济学家一旦碰到直接定价合约不适用的情况,就宣称“市场失败”,殊不知直接定价合约之外,还有多种其他形式的价格制度,分别适用于不同种类的交易。当然,各种形式的价格制度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如上例中那个垂钓高手一样,在交易过程中一步步试错出来的。这种人,我们就称之为制度企业家。
 
这个故事的寓意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高速发展有很大的启发。持续20年的高速发展是“跟高手学垂钓”的结果。人类200年以来所积累的有关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使我们迅速完成了从小农经济到大工业的转型,人们活动的效率大面积持续提高,从而酿成了今天这种局势。

但值得强调的是,高手的存在并不是知识在中国普及的充分条件。通过上例的分析我们知道,知识的普及还有赖于找到恰当的知识交易合约。是的,在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对外合作项目中,包含多种多样有关知识交易合约的创新。在向高手学习的同时,中国一批制度企业家对人类的贡献丰富了知识交易合约的种类。

大国和小国利用所谓“后发优势”的方式完全不同。在中国之前,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也是通过“跟高手学垂钓”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但小国的学习方法是单一拷贝,即主要是向一个师傅学习。单一拷贝的问题是,一方面创造性无法通过学习形成;另一方面,学得再好也总有些东西学不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老二。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对外招商的竞争无意中促成了多样性拷贝。以汽车工业为例,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顶尖高手都在中国投资设厂,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有关汽车制造和销售的技术和制度知识,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多样性拷贝的最终结果是集大成,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将产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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