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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锡庆

 
 
 

日志

 
 

改革的逻辑——新现象解释之十  

2004-12-05 08:20:37|  分类: 新现象解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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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计划经济的失败。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决策的有效性,而决策有效与否关键在于决策权与知识是否匹配。有两种途径可以使决策权和知识相匹配:一是知识转移,即无决策权的人所拥有的知识向拥有高度集中决策权的人转移;二是决策权转移,即决策权向有知识的人转移。

计划经济之所以被市场经济替代,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的分散性、场景性、变异性和时效性。这四个特性使知识转移的成本高于知识转移带来的收益。知识转移的得不偿失,导致决策权与知识的分离,进而导致计划经济效率低下,最终归于失败。因此,决策权与知识匹配方式的逆向调整,即决策权向知识转移就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明确方向。

原来的国有企业是没有决策权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计划当局。决策权向知识的转移,就企业而言,是决策权从企业外部转移到企业内部。但这种转移不是保证决策有效率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保证决策有效率还必须具备的其他必要条件是:第一,决策权必须转移给企业内的企业家(政府任命的原国有企业的厂长不一定是企业家);第二,有激励和约束,使企业家用好决策权。

纵观国企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20余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即放权让利、承包制、公司制改造(改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前提条件,并逐一加以满足。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底,是我国国企改革的起步阶段,采取的基本措施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让”,即中央政府的决策权下放转让给企业的过程。放权让利能否提高经济绩效,其关键在于工厂厂长必须是有知识的企业家,并且有激励和约束促使厂长用好这一决策权。但政府任命的厂长不一定是有知识的企业家,尤其是,没有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厂长用好决策权。因此,放权让利实施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普遍而严重的权力滥用现象。因放权让利而产生的问题,尽管没有促使人们认识到把决策权转移给企业家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对决策权约束的重要性,但使人们认识到了对决策者激励的重要性。基于这一认识,国企改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基于放权让利阶段获得的对决策者激励的重要性的认识,从1987年开始,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可用“包”字概括,尽管承包形式多种多样,无论是资产经营承包、净产值承包、剩余收益分配制,还是投入产出总承包、双保合同制,其基本做法均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因而其实质都是通过确认剩余权来激励厂长进行有效决策。而剩余权的确认,其深远意义在于能够降低由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而产生的所有者高昂的监督成本。因此,承包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是显著的。

但承包制也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如承包期限过短容易产生“鞭打快牛”和短期行为,这可通过双方谈判延长承包期限简单地加以解决;又如承包基数不易确定的问题,则可通过引入市场竞价机制予以完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存在两个不易解决的制度缺陷:一是拥有决策权的厂长未必是有知识的企业家,因而不能保证决策不出错误,如许多技改项目使企业陷入困境;二是对厂长的决策权有激励而无约束。厂长本身没有资本金,决策成功的收益主要由本人获取,而决策失败的成本却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使厂长有冒险经营的冲动。由此人们认识到约束企业家制度安排的重要。改革也由此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

基于承包制阶段获得的对企业家约束的重要性的认识,1992年进入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可用“股”字概括,其实质是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来约束厂长的行为。但引入西方这整套制度后我们发现,它们并不能有效约束我国国企厂长们的行为。对我国国企与西方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其关键在于西方由个人股东控股,而我国由国家股东控股。国家股东这类集合体并不能真正监督和约束厂长的行为,由此导致所谓“内部人控制”问题。实践证明,要有效地约束企业家,个人控股者的赌注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个人控股者的深远意义在于,第一,它有激励去约束厂长的行为,从而完整地创造出厂长使用决策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二,它能激励遴选企业家。

因此,计划经济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决策权向知识转移的重要性,于是便有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措施;放权让利产生的问题使人们认识到对企业家激励的重要性,于是便有剩余权激励的承包措施;承包制包赢不包亏的问题,使人们认识到对决策者约束的重要性,于是便引进了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措施,而由此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又使人们认识到个人控股制度安排的重要性。至此,我们就弄清了保证决策有效率的企业制度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由有相关知识的企业家行使决策权,剩余权激励和个人控股者的约束是决策有效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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